刘红蕾—中国设计十人谈（一）

2015-07-25 17:37 4633

1990年，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盖尔哈特·马蒂亚斯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计划在这里开展他新的设计教育生涯。“当时的中国设计界堪称‘荒漠’。”多年以后，他这样总结那个“尴尬”的年代。

已然觉醒的工业和经济已经开始认可设计的价值，但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合格的设计专业师资。从建筑学或其他相关学科毕业的学生以设计师的身份迅速投身经济建设大洪流，一幢幢高楼大厦从一个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孩子”手中拔地而起。

刘红蕾，就是这群“孩子”中的一个。

“当时的社会推着你往前走，你可以把大学里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你设计一个酒店，人家就帮你实现了，这听起来是一件挺吓人的事情。”回忆起刚毕业那几年，刘红蕾时不时会瞪大眼睛。出国以前，她与丈夫合作经营的工作室，项目中标率在90%以上。与巨大成就感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怀疑。她需要去寻找一个标准，一个可以告诉她什么是“好设计”的标准。

1996年，毕业后的第6年，刘红蕾与丈夫一起奔赴加拿大。在那里，连“设计是从哪里开始”这个简单的问题都颠覆了她。与提笔就画的中国设计不同，她的加拿大老师让她去探寻项目场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让她做使用者的系统研究，让她去思考想要赋予作品的内涵。“方法和思路”是刘红蕾异国求知最大的收获。

6年后回国，变化已是翻天覆地。找到标准的刘红蕾享受着飞速商业化社会带来的机遇和可能，也努力适应着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她悲哀地发现，就算至今，也仍然有人如二十年前一样，认为设计就要“画快图”。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设计，从中国经济与世界同轨的高速运转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却在高速中进退失据。用马蒂亚斯教授的话来说：“这或许可以归因于被误解的全球化。”

为出国放弃清华保研

 

【记者】：今年去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室内设计大会“中国日”的十名演讲嘉宾中，只有您一名女性。在我的概念中，中国设计界比较出名的女性设计师也不多。

【刘红蕾】：其实，在国外从事室内设计行业的，绝大部分是女性，但在中国却是反过来的。

【记者】：为什么？

【刘红蕾】：这是环境造成的，中国的室内设计发展最早是从施工开始的，我们做装修施工，所以需要设计师，而女性是不太在装修施工这个行业存在的。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个行业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中国女性跟西方女性相比身体比较弱一些，很少有人能扛得住这个压力。

现在随着室内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跟建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所以从事室内设计的男性数量总体来说是上升的。

【记者】：在这种环境下，您能够克服您所说的条件，算是脱颖而出的。

【刘红蕾】：这个跟我自身的性格和特质有关系，我不太像其他女孩子有很多要求，我是很简单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室内设计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每天都在跟美好的事物打交道。

【记者】：但您刚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做设计师。

【刘红蕾】：对，当时是想来深圳，所以进入了一个国企。

【记者】：就想来深圳？

【刘红蕾】：对。

【记者】：为什么？

【刘红蕾】：刚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批大学生都想出国。我当时的想法是去深圳，能够挣钱，然后可以出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所以一定坚持要来深圳，清华的研究生都不读了。

【记者】：1996年，您如愿去了加拿大，准备的过程延续了6年？

【刘红蕾】：5年。

【记者】：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了。

【刘红蕾】：当时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出去，美国的几个大学录取我，但他们给我的是半奖学金。那时候一年需要花3万美金的学费，所以就想在这边把钱挣够了再去。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吓人的事情

 

【记者】：当时国内的室内设计还发展得很不成熟？

【刘红蕾】：挺不成熟的，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做室内设计。

【记者】：是自己的工作室吗？

【刘红蕾】：对。我们的中标率还挺高的，大概90%以上，非常顺利。可能太顺利了，反过来，你会反思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这个东西是不是最好的，有没有一个评价的标准。但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当时的社会推着你往前走，你可以把你在大学里面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你能设计一个酒店，人家就把你的设计实现了，这听起来是一件挺吓人的事情。

【记者】：这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刘红蕾】：是很美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中间要是出了什么错误，你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当时的经验是很有限的，但是你已经开始主持很大的项目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多好的机会！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这么年轻来做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准备和知识来应对？

【记者】：您开始怀疑自己？

【刘红蕾】：对。

【记者】：因为这种不确定给您带来了不安全感？

【刘红蕾】：我觉得我需要往更高层面学习。

 

设计应该从哪里开始

 

【记者】：一方面您对自己的想法和能力没有像之前那么确定了，另一方面中国的设计发展也不成熟，您和您的丈夫一起背井离乡去加拿大，这个过程我没有经历，但我想象似乎是比较艰辛的。

【刘红蕾】：也不能说是背井离乡，我们没有被迫的感觉，我们是主动选择的。我当时是觉得挺兴奋的，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这一步走对了，虽然当时把公司放弃是很遗憾的事情。

【记者】：您自己没有背井离乡的情绪，但是您去加拿大这个设计发展比中国先进很多的国家，会不会觉得自己远够不上他们的水平。

【刘红蕾】：是的，肯定是的。我当时作为设计师工作了两到三年，没经过什么很系统的培训，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是没有太专业的设计教育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能适应当地的设计思想和理念。

【记者】：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刘红蕾】：“设计从哪里开始”这一点就是不同的。到设计比较发达的地方，开始做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研究，关于业主和使用者的研究，关于项目场地环境和人文的研究。从这里开始思考，你才会想到要赋予它什么内涵。我们当时哪知道这些，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空间，从建筑学角度去围绕这个空间来设计。我用电脑画图，可能画得很漂亮，但那仅仅是从作图的角度来说的，讲的是一种形式，没有讲形式背后的东西。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浅。

【记者】：那段经历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刘红蕾】：具体记不清楚了，我觉得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尤其是跟一些非常好的设计师接触的时候，他做事情的方法和思路确实给了我很多启发。

 

中国人不喜欢太完美

 

【记者】：您说的标准可能找到了，接下来要面对回国的事情。您在加拿大多少年？

【刘红蕾】：将近6年。

【记者】：也就是2002年左右回的国，当时中国设计的发展跟您走的时候差别大吗？

【刘红蕾】：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们走的时候，全国只有深圳的发展是比较快的。2002年回来的时候，浦东在发展，北京在变化，深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优秀的境外设计师逐渐涌入中国。我们看到地产的楼书非常漂亮，流行词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有一些比较浮夸的东西出现了。

又一次印象很深。我们坐飞机，飞机一停，全飞机的人都把手机拿出来，我们觉得挺奇怪的。加拿大人虽然也有手机，但不会用得这么频繁。当时看到那个情况我觉得挺逗的。

【记者】：刚回来看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这种变化带给您的不确定性，是刺激，还是压迫？您会不会困惑这6年学到的东西还能不能用？

【刘红蕾】：没有。我回来的时候室内设计的工作量比我走的时候要大，但本质上没有变化。

【记者】：回国的时候中国的设计还没有很好的发展？

【刘红蕾】：建筑设计是有变化的，大家有意识去请非常好的设计师来运作项目。但室内设计还没有。

【记者】：您是揣着一种梦想回来的，但发现国内室内设计的环境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梦想和现实的平衡中会有困惑吗？

【刘红蕾】：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后来会有。比如人家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你的东西，他有一些习惯性的操作方式，那些我又不能接受，那时候跟一些客户在沟通的时候有过一些争执。我坚持我的，客户觉得这个小孩挺倔的，很难合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又觉得不错，确实卖得很好。整个过程就很辛苦，因为他们习惯了发号施令。

【记者】：最后他们都会听你的吗？

【刘红蕾】：一般结果还是不错的。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客户觉得非常满意，但是我们觉得不太满意，因为总觉得没有做到最好，他们还是改了一些东西。

【记者】：我听说您现在工作，有时候一个案子出来之后，客户觉得可以了，您觉得不满意的话，还会推翻重来？

【刘红蕾】：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不会这么走极端了。我后来发现这跟民族的个性是有关系的，大家不太喜欢太完美的，过于追求完美的人是不太受欢迎的。中国人是比较包容的性格，不要求太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