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设计师·在上海

2015-04-03 15:01 11768

台湾设计师·在上海

 上海是台湾设计师在中国内地的聚集地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内地市场对设计有大量的需求，台湾设计师凭借着成熟的操作模式，以强势的态势进入内地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诸多台湾设计师在内地的发展也备有不同，有的擅长与房地产企业合作，主攻样板房及售楼处、会所等空间类型，也有的打开精雕细作的设计模式，以巧劲对抗设计风格多样化的挑战。在内地要生存，这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但这几年来，台湾设计师也察觉，随着风云际会的变化，并购潮、整合风都在影响着设计圈，而台湾设计的优势正在慢慢丧失。本期论坛，我们以真实的对话，直接的提问反观台湾设计师在上海的生存状态，也着重探讨了台湾设计师未来在内地的发展思路。
时间：2014年3月12日下午三点
地点：上海明轩茶楼
主持：
王建军现代装饰杂志社区域运营总监
论坛嘉宾：
史南桥 上海高迪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主持
陈翠 陈翠国际设计设计总监
王丽惠 上海非力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传杰 台湾班堤室内装修设计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连自成 大观·自成国际空间设计设计总监
林宪政 大匀国际设计中心协同主持人
孙建亚 上海亚邑室内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柯尚达 DHD联合设计事务所创意总监
胡家豪 DHD联合设计事务所创意总监
蔡其瑞 DHD联合设计事务所总经理
杜柏均 稼禾建设集团联合设计院院长
“近期梁志天公司收购案引起很大的关注，其实前几年也有人来跟我谈，但我觉得做设计师要做自己的品牌，何必要将自己或者公司作为商品去处理。可能有很多台湾设计师跟我是同样的想法，我们很精心地去处理每一个个案，然后让它变成自己的成就，并不把身价变成好几亿当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也不特别羡慕梁志天公司的收购。”——史南桥
史南桥：在中国内地，台湾设计师像这样的座谈交流并不多。我是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的副理事长，反倒跟国内设计师有更多的交流。今天我来，其实也有一点好奇心，想听大家讲讲。
来中国我觉得是因缘际会，所谓的人生、事业、公司等规划都是摸着石头过河。1990年我第一次来上海探亲，我父亲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去了台湾，三个姑妈还在上海。之后的十年我经常在中国内地跑，主要是跟着台商过来接项目。1998年上海台北两地建筑展，分别展出了20个建筑项目，台北的《建筑师》杂志考虑到台北建筑体量小，就另换了10位室内设计师，我当时被挑中了，是展出中唯一以居家为主的。随后，上海电视台的一档家居节目邀请我，使得我能将台湾的家居作品介绍给内地，在上海引起了一些回响。
1999年，我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至今已有十来年。延安西路的办公室从原来的70平米扩展到近1500平米。一楼的500多平米还准备设展厅。我觉得能在上海成立办事处，一来是台湾知名度的后续影响，第二则是我在内地十来年了，与内地在语言沟通上没有问题，可以很顺利地推动工作。第三则是碰到上海电视台这样一个推介机会。第四，找准业务方向，在内地我不接私宅，不做施工，且都是与房地产公司合作，项目以样板为最，其次是会所、售楼处等。选择样品屋是因为它关乎销售的成败，设计环节对整体运作影响较大，开发企业要找一个相对有经验的，能够保证更大销售金额的设计师。这里没有回扣，也不杀价，可以避开很多不必要的困扰。至于坚持不做施工，是因为公司的项目最远至乌鲁木齐，最南到三亚，最北到哈尔滨，最东是台湾，无法掌控施工。同时，有经验的房地产公司具有高标准的施工，两者综合起来，使得我能接手更多的项目。现在我们的公司跟台湾的比起来是比较大的，但是跟内地的大型公司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近期梁志天公司收购案引起很大的关注，其实前几年也有人来跟我谈，但我觉得做设计师要做自己的品牌，何必要将自己或者公司作为商品去处理。可能有很多台湾设计师跟我是同样的想法，我们很精心地去处理每一个个案，然后让它变成自己的成就，并不把身价变成好几亿当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也不特别羡慕梁志天公司的收购。
王建军：史老师的公司现在有多少人？史南桥：最多的时候110个人，现在已缩减至80多个人，但是公司的营业额没有下降。最多时产值能做到将近一个亿，纯做设计跟软装，可能大家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小，但我一直认为我们只是一个工作室。
孙建亚：在史老师后面谈比较吃亏（笑），我算是苦行僧的代表，跟史老师这些前辈在台湾已有名声再来内地发展的情况不同。1998年我在上海接了第一个案子，后来陆陆续续收到其他的邀约，就开始思考既然在台湾这么认真地做设计，内地的案子规模又大，于是将台湾的公司让给另外的同事，20008开始到上海白手起家。一开始我喜欢玩，设计只占了所有精力的50-60%，后来碰到一个做施工的朋友，他有太多的案子没有人画图，找我去合作，这也是我在上海能够扎根的转折点。（原作者：陈雅男 黄士华）2001年成立设计公司时，因为在上海呆了比较久，较为了解上海甚至中国现阶段消费者的一些心态。台湾人比较内敛、谦虚和低调，他们开公司不太张扬，只要有实力和人脉就够了。但在中国，尤其上海，可能更需要有让人看得到的表面性的东西，要把钱砸下去，将场面做大，包括出去宁可打车，要买车就买大牌，不然会影响到设计师的地位及设计费等。目前，公司的营业额逐年在递增，能保持20多个员工每年有50-100%的增长。再者，我也发现，设计师其实都不善于管理，也不善于推销或者运营。
王建军：之前连总跟我交流时，总说台湾人从小受的教育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要定得高一点，对自己的所得则不要那么高，就是刚刚孙总说的台湾人身上的谦虚特质。
连自成：我比较简单，在台湾没有开公司，2000年左右受销售邀请来到内地，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台湾设计师，要有腔调，穿得有品味。第一次去闵行区的别墅工地，里头都装修了，工地四处还都是泥巴。虽然不堪忍受，但也开始慢慢去了解内地市场。其实，我算蛮幸运的，因为有销售的推动，所以这十几年来我并没有太多业务上的挣扎。跟着开发商设计样板房，然后是会所、售楼处等项目。刚来的时候房地产起步很快，内地对设计的理解度不是那么高，你说什么是设计，他们觉得这就是设计，接受度还蛮高。开头的五六年内，我开始去了解内地的工法，还有像史老师讲的设计语言的沟通，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的。
我做设计，但并未参与施工，其实这块的利润蛮大，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我只能做好设计这一块，所以就更安分地去做一名设计师。这两年我的心态上也发生一些变化，以前喜欢闷着做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觉得需要多跟大家交流，虽然同门同种，可是大家的概念完全不同。今年公司内部做了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包括成立商务部、品牌部，希望把自己公司的品牌进行宣导，让更多的客户知道我在做什么，会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
陈翠：1997年来到上海，我才20多岁，跟着公司来的。2004年成立自己的设计公司，只做家装，除了设计还做工程。刚刚史先生谈到他们公司不带工程产值有一个亿，我觉得很辛苦，因为员工有100多人。我们公司人很少，一开始是十个人，现在精简到七人，基本上所有图纸都是我自己出，每天都在画草图。其实，工程并没有这么好赚。如果没有信任的人去做反而会赔钱，所以我们的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所有项目的量房都是我去，忙不过来就让客户排队。中国有一个习惯，大家看排队得很踊跃，反而愿意等，当然也有排到最后不想排的。
这个行业给我的最大的乐趣就是画图的同时还可以买东西。我们做的跟各位有点不一样，是用心于雕刻的。若靠女人的力量做现代风格我肯定要被诸位打败，我们做的是雕刻，复杂得基本上很少人可以超越，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我在雕刻老上海，替业主圆他们的皇帝梦、公主梦、皇后梦。客户以私人老板为主，如果他能接受就成交了，不能接受就算了，我的野心也不大。但我基本上不碰开发商，最近接触了一次，生不如死。开会说好的五人变成十来人，然后很多人不懂设计，却跟我讨论《小时代》。开完会我回去上线看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看不下去了。
史南桥：我宁可做开发商也不做私人业主，因为公司员工都在做样品屋，不可能临时去做私宅，而且还要自己选材料，抠平面图等等。
“我看过太多的台湾设计团队在整合上遭遇到问题，尤其是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顶着光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光环让彼此之间的融合有比较大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优势已经丧失，未来台湾的设计公司再不整合及拓展，就基本要下课了。”——胡家豪
史南桥：今天看到DHD三个人觉得很羡慕，可以一起座谈，有事情还可以一起面对。我不单做室内，还做建筑。我们最大的做到将近80万平米的楼盘，10万平米的别墅，景观也做过几十万平米的。反过来，这确实让自己更忙，若能有搭档应当会更好。
王建军：比较担心史老师哪一天不画了，公司该怎么生存？史南桥：我一直都在培养。原来，我弟弟在我公司，三年前另立公司当老板，做得也不错，可能他在我下面总归有一点压抑感，我也祝福他。所以，我很羡慕DHD的三位合伙人，真的要合伙很困难，连兄弟都难。
胡家豪：我的经历可能跟各位不一样，虽然我是学设计的，在2000年之前我都是在建设公司工作，当甲方。
2000年经介绍去北京做售楼大厅、样板房，后来在国家某高星级酒店竟标中中标了，发觉竞争对手的公司规模都好庞大。我就在思考台湾的设计公司能否像内地一样发展得那么大？回台湾后我去了台湾最大的酒店设计公司、商业设计公司，了解它们的运作管理方式。我曾在国内的一个专做商业空间的设计公司任职，离职时，公司的设计费从1800万递增至7000多万，可以说，我一直感兴趣的就是操盘。这次DHD就是我将台湾几个做商业设计空间的设计师整合起来，做成一个圈子。
王建军：就是目前你和柯尚达、蔡其瑞三人目前的状态？胡家豪：对，我们三个人是有分工的，打个比喻，我是张嘴吃东西的，柯尚达先生是负责研磨的，蔡其瑞是负责小肠吸收的。我们的量都很大，最大的是城市综合体，小的在做连锁。从大到小，一个是餐食一个是鲸吞。因为设计师是很有个性的职业，我始终对整合有一个观念是1+1大于2，我们是1+1+1要大于3，将每一个人的价值跟他本身的优势形成互补。我们的年龄也都大了，我跟柯尚达今年都50岁了，在这个年龄，来大陆也有14、15年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契机，天时地利人和基本上已经到位了。
本次座谈所要探讨的台湾设计企业在大陆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真的是蛮值得关注的。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台湾设计团队在整合上遭遇到问题，尤其是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顶着光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光环让彼此之间的融合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经验，但更感兴趣的是未来，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优势已经丧失，未来台湾的设计公司再不整合及拓展，就基本要下课了。（原作者：陈雅男 黄士华）王建军：对于未来公司的发展规划，我谈下个人的见解，要达到五个化，第一要团队品牌化；第二是公司平台化；第三是形象国际化。形象国际化各位都有一定的优势；第四是创意产业化。这是什么概念？即在室内设计之外要涉足跨界，像谭精忠先生也在做相应的尝试；最后是服务私人化。
史南桥：胡总，你们现在是自己在整合，还是也在帮其他公司整合？
胡家豪：我们先三个人整合，做出一个样子，希望大家都一起加盟。
柯尚达：我们希望台湾设计师自己要整合一起，力量才不会散掉。在十多年之前到上海时，内地的设计并不是那么蓬勃发展。我们比这边多了起码20年的时间，已经先跑了，但是现在却落后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杜柏均：我们公司成立才七年，在上海有六百人，其中三百人是设计师。我们的老板是内地人，本身还不是做设计的。刚才胡总也提到，作为设计师我们都是有才能的，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既然我们来到内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是没有错的，但是毕竟滚滚长江不断奔流，人家都吃“胖”了，结果我们还在一口清茶慢慢品，这也不是不好，要看每个人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2004年我把台湾的公司丢给我的徒弟，然后一个人过来。先是进了一家公司学习，后来自己做。三年前进入稼禾，带了三百人的设计团队。按理说一个设计师哪里有办法做这么多的东西，这就要借大家的力量，借国内设计师的力量，整合起来做。
我觉得台湾设计师真的很可惜，香港、国外的设计师早先进来，有的整合得好，个人也特别有名气。近期，金螳螂并购HBA，梁志天公司被收购，威尔逊被现代合并，既然国外设计公司可以接受，我们为什么不能？内地市场已经成熟，开始优劣淘汰。以前只要有设计就可以接受，现在已经不是了，我觉得这是给台湾设计师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把设计做好。刚刚提到私人定制化，我们可能不用去做金字塔底层的那一块，但是拿下中端偏上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肉”的。
林宪政：我们现在在台湾还有公司。到上海后，我很少跟台湾设计师交流，比较有联系的是李珉玮，因为他是我大学的老师，包括史老师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代设计师。第二代我觉得大概是从AA或者哈佛过来的，我们把自己定位为第三代。海归回来的第二代设计师成为我们的老师。如果说我们接受的设计承袭的是这代人的教育系统，那么，我们做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子？早期大部分公司都叫某某建筑设计事务所，到我们这一辈，已经不太用自己的名字做公司名，大家可能更强调合作联盟的观念。如果从这个架构而言，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打破了过去所谓的明星、单一品牌的处理方式。
另外，我们反而更注重往内看，因为我们清楚自己只能做到哪里，只要把能做好的那块做好就成了。很多内地的开发商及建筑师对我们的评价是，台湾设计师做的东西都很巧，都很灵活，但是那种大笔挥下去的项目可能会比较慢一点，或者不能那么准确。初步量化，我们能掌控的项目大抵在3万平米以下。至于公司规模，以前学校只教我们做设计，没有教我们怎么赚钱。做设计的人还真的不太知道如何去规划公司。
曾传杰：我在台湾当过理事长，有社会资源和一些人脉关系。后来自己研究了地理，发现未来市场在大陆，才来到内地。因为本身是台湾室内设计装修公会全国联合会及台湾装修专业技术人员公会的代表，可以借着学会经常与国内的学会交流。跟各位相比，我比较尴尬，卡在中间。来内地时，我将台湾的公司改成企业化经营，把过去以自己为主的公司变成跟设计师合作，进行股份制分配。但我最近在思考，我似乎并不太想当设计师。因为设计师在台湾、大陆都一样，几乎都是打板工厂。每做一套房子，设计之后有施工单位帮忙打板，完工后再拍照。打板是最贵的，但是打完板之后的生产才是真的赚钱，可是我们赚不到生产这一块。台湾的设计师如果要赚到生产这一块，我觉得可能需要跟内地的公司合作，要不然很难达到这一块。
台湾设计是具有前瞻性，优点是可以慢，可是现在很多内地设计师已经到过台湾，他们都在学习怎么慢下来。如果当他们学会了，再过五年我们就很难有优势。
“现在设计公司人才竞争，找人才一方面靠自身在这个行业的知名度，另外一方面内地设计师的薪资已经非常高。再加上有些台湾设计师过不来。我觉得台湾积累了这么久的设计能量，若没有办法在内地发挥是很可惜，所以我们试着在台湾设立一个创意中心，通过科技手段直接沟通。”——连自成
王丽惠：我可能属于笨鸟先飞，来上海八年了，来了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这里。我来的时候是因为公司派我来这里当台干，四年半以后出来自己开公司。我跟大家不一样，十年前就没有自己做设计，这十年来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教业主如何生活，插花，学茶道，带他们到世界各地，我觉得这是设计师可以带给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不单只有设计工作才是工作。基本上我的客户都是内地的。我做的案子比较商业化一点，大部分都是餐饮空间，还有服务行业。
柯尚达：有人说一天花几个小时在工作，我是一天花24小时在工作。我的生活就是工作。
史南桥：老实说我这几年做了那么多所谓的奢华项目。但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让奢华在台湾成为一个负面的词。反观内地，奢侈对等于高档，这是我一直觉得不能接受的。我刚刚结束了上海电视台《非常惠生活》栏目的邀约，在要70几平米的空间中满足十来口的生活诉求。这跟年轻时在台湾做的小空间一样，很有意思。这也让我重新思考并找到一个方向，就是即便年纪大了还要继续做设计，画自己喜欢画的图。
曾传杰：从广义来看，在内地应该要建一些互动机制跟平台。台湾设计师在内地除了自己发展，好象不容易再继续学习。很多台湾一线的设计师，如果有组织或团队邀请，他们应该是愿意分享的。
王建军：连总似乎准备要把研发中心迁往台北。
连自成：我觉得现在设计公司人才竞争很激烈，找人才一方面靠自身在这个行业的矢口名度，另外一方面内地设计师的薪资已经非常高。再加上有些台湾设计师过不来。我觉得台湾积累了这么久的设计能量，若没有办法在内地发挥是很可惜，所以我们试着在台湾设立一个创意中心，通过科技手段直接沟通。我也近50岁了，想多留一些时间在台湾。
曾传杰：我在台湾还有公司，最近我把一些员工调回台湾，在台湾接受训练。我觉得在台湾找人，从台湾出图都比较快，效率也高。最近我也开始接手做项目，未来将台湾设为总部来做是可行的，因为内地的成本太高了。我们也试图开始跟台湾的学校联系，在研究如何让台湾学生过来实习。
孙建亚：在用人方面，大家若能有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交流，可成立数据库，供大家共享。
史南桥：学会的概念就是大家彼此提供信息资源，包括所有会员在任用人员时一定要有前一个单位的推荐信。这样，员工不会随便流动，在离职前也会负责任地做好交接。我给要来内地打拼的台湾设计师的建议，第一，原来该有的能力不要放掉，第二不要单打独斗，要结伴同行。很多人会习惯放掉台湾的企业，但其实跟其他人合作或者整合，有人留守，有人来内地冲刺，而且还可以对调，是比较可行的。
曾传杰：如果合伙人同时都有设计能力，整合是件困难的事。我整合过六年，也进行过股份合作，大家也出了钱，但是最后为了某些理念还是会分开。
胡家豪：不管是合伙人设计也好、股份制也好，都有一个过程要走。首先要先整合价值观。我的两位合伙人的人生目标是再做几年之后回台湾买地过养老生活，而我的想法是退居二线，再由我培养出来的员工在一线继续经营，将公司传承下去。如果公司因为我们退休就停办了，现在就不整合了。
这个价值观必须先做梳理，因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合伙人。所以我对我们团队设计师的生涯规划，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够担当合伙人，我们要筛选他的性格特质、生活品位、综合能力等等。然后考虑从一百个人里筛选出五个，经过观察最后可能再筛掉两个，剩下三个。在公司发展的同时，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员工是我们要留下来的，然后给他不同的待遇条件。这也就是华为所谓的“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