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佛学浅识----罗新(八办推荐）

2010-06-14 11:04 1838

易学与佛学浅识

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   罗 新

摘要: 宗教从来就不是论出世的,它看似与政治经济距离较远,但总是会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人间在天国的表现,属于上层建筑之一。

宗教及其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是民族精神精华所在,属于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老文明的代表之一。

宗教并非一成不变,它始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做出自己的调整,并善于将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某一时代的精神相协调,由此开拓出新的生存空间,为信众的精神追求给出一个既现实又合理的答案。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明的聚焦点。作为易文化本质的“易道”，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理念与生成结构、是开物成务、彰往查来、弥论三才的大规律、大法则，是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稳定本质的内核，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总体走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张其成《易学文化丛书》总序）。

当今的中国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研究日渐成为世界性学派。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易道相通的文化特征。

佛理圆觉，不可执着；易道广大，感而能通；依文滞义，都非真理。易佛互相影响、互动、激扬发明，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就是同易道的结合，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上的结合，外来文化的佛教才可能在中国发展。

易与佛题目很大，涉及甚广。涉及东汉以来各朝代历史时期文化、政治各方面。本文仅就：一：易与佛关系四大发展阶段作初介浅识；二：（唐）李玄通“卦气论”“五行休旺论”及“艮卦”解《华严经》之《新华严经论》；三：（明）藕益智旭《周易禅解》佛性即乾道等，作初介浅识。

一：易佛互动、激扬发明，在中国佛教发展各朝各代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外学者提出不尽相同的分期，王仲先博士认为：易学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晋南北朝及隋朝佛教阶段。

东晋南北朝（317—589）二百多年，南北分裂、战乱、社会不安定，佛教玄远的境界、精致博大的理论以及神秘的宗教氛围，令人向往、寻找寄托、排解现实苦难。由于上层统治者支持、提倡，下层民众需要和向往，佛教获得了蓬勃生机。这期间，名僧如星，有的异迹化人，有以神力拯物，有传译经典，有辩正哲理，含章秀发，群英间出，汇成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佛典大量翻译，佛教在各个领域中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相互影响、抗衡，日益融汇，并开始走向独立发展之路。当时名僧立身行世，同时精通内外典籍，对于儒家之《易》及道家之道常能信手拈来，同佛家的“般若”“涅槃”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隋代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凯对于易佛“会通”肯定之，且推陈出新。

第二阶段：唐代“宗派佛教”阶段

唐前、中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种文化形态兼收并蓄。

这一时期，相继涌现唯识、华严、禅、律、净土、密宗等，最后以禅宗为总结。

密教僧人释一行取得惊人的科学成就，他体现了密教、《周易》和“天文”学的三位一体。

李玄通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以《周易》论说华严经，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实现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会通”。

李玄通把《华严经》中生动有趣的形象归结为“取象表法”；《华严经》中玄奥妙秋地论理叙事归结为“托事显像”，他实际上也是把《华严经》与《周易》等同。

李玄通“易能化严”的基本方法论，就是同时站在易学与佛学的双重立场。他揭示了华严学始终在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制约、诱导下发展、演变。他的华严学从“趣入”、“刹那际三昧”角度，“以有明玄”，运用易学来沟通实现与理想，此岸与彼岸。

密宗将易佛的“会通”推到了更深层次。

当时的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为重要的儒家人物，都有一种会儒班佛的思想动向，甚至激烈反佛的韩愈、李翱也同样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佛教穷理尽性的终极境界、禅宗开旷清凉的自由之风，给人精神慰藉，使人心理平衡。佛易更深层次的“会通”结合的转折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晚唐以后，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是禅宗兴起和发展兴盛。

密宗依易道立说，运易学为思，援圆相为学说思想的组织结构，他的教理结构成为确定此后中国佛教发展基本趋势的理论纲领。

第三阶段：五代宋元明（清）佛教阶段

一般认为五代宋之后中国佛教走了下坡路，直至现在，在教理思想上无新的开拓，各宗派思想日愈不纯，义理发展基本停滞。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转化为一种以相对平和醇厚的民族文化为标志的“大众佛教”（popularBuddhism）的形式出现。佛教不仅仅再是一种正统的、官方的宗教形式，而更为广泛的以一种普遍化的信仰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贯通为一体，就像道教为其他大量的民间信仰形式一样。

明末四大高僧是对这种局面的总结和概括。

智旭在《周易阐释》一书中，提出了与此前两个阶段不同的佛教价值观，名义上讨论易佛关系，实质上阐述新的佛教思想立场。

第四阶段：近现代佛教阶段

从17世纪中叶（清雍正1723—1736）开始以及现、当代20世纪末。中国封建社会穷途末路而决定的传统思想文化形态大调整，日益紧密的与世界文化关联，由互相影响而相互制约的一体化趋势。所谓“人间佛教”（humanistieBuddhism）的趋向。意味着佛教要根据时代的潮流，大力度地、前所未有地对自己的信仰内涵及价值的表达形式作出调整。

二：玄通《新华严经》

1、《华严经》中以“十方”指代所有时间和空间关系，李玄通用八卦再加“上下”配成“十方”，贯穿于他对整部《华严经》的解说中。

2、以《易纬》卦气说解说华严。《易纬》卦气图中，这个如此精致的自然图式，不仅仅是为表现自然之美，而且还更在于描述对社会人生的理想之美。对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论证，通过天道来表达对于人道的一种期望。

3、以“五行休旺说”解《华严经》，使《华严经》中原本玄远、奥秘、难懂的哲理境界，对普通中国大众而言，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变的亲切。

4、以《艮》卦解华严，李玄通“以有明玄”将佛教纳入中国文化思想结构。在他的《周易》八卦的喻示意象结构中，《艮》卦是一个中心，是其易解华严的思想结构中的逻辑主干。他善用优美意趣，同时援卦气图式和《艮》卦，作易佛互解。

三：明藕益智旭《周易禅解》佛性即乾道，易佛同一论

明代中叶以后（16世纪末17世纪初）仿佛突然之间，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大潮以不可阻挡之气势，席卷社会各个角落，原有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关系无一不被荡涤，人们突然被抛出了久已习惯的生活轨道，愕然，注视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忍忍为之自觉奋斗，从中产生人的存在价值观与美感。反映在学术上，提倡“经世致用”、“格物究理”、“依人建根”。

四大高僧—云栖诛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不但对佛教各宗派有关思想观念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同时也对各个宗派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四大高僧都不算是属于任何一个传统观念上的“宗派”，同时又都具有强烈的调和各宗派的倾向。

智旭的特点是“本源佛性”“密说为易”，这在中国佛教史上首次，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当知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将佛教的“佛性”（真如之性）直截了当地比为“易”（易道）

智旭以传统的，同时也是被公认最正统的中国佛教思想，来深刻地比照对应“易道”，并以此来论证他的有关思想，他从论述易佛关系角度完成了佛教价值取向的调整。

智旭1641—1645年，历四年完成《周易禅解》，“以禅入儒，务秀儒以知禅”。他用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图式描绘佛境（唐李玄通是用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图描绘佛境）

《周易禅解》（1）、将佛法视为易理内涵，佛法是为教化引导众生，智旭认为《周易》主旨本是如此。（2）、乾刚坤柔时应佛教止观、定慧。（3）、易佛同一论：“佛性即乾道”。《周易》乾元必与坤元相对，乾与坤、阴与阳，不可须臾分离，《周易禅解》中也说：“乾坤突无先后，以喻理能如一，寂退不二，性修交彻，福慧互严”。更有甚者。智旭完全以易之“元亨利贞”对应于儒家“仁义礼智”，进而对应于佛教的“常乐我净”涅槃佛性。这已经是完全的本土文化价值观。

南北朝佛教各学派，众论如花，灿烂开放，无论般若解空之学，还是涅槃佛性之说，皆优美意趣。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洪波涌起、汹涌辉煌，无论教理思想结构，还是宗派体系建设，都大气磅礴、云蒸霞蔚。中国佛教的发展，一直表现出与易相通的特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历史永远在变化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佛教必须与历史同步发展，只有清醒和现实的态度才能寻到正确的道路。

“人间佛教”乃是近代佛教的基本方向，藕益智旭乃是“人间佛教”的直接思想先驱。

主要参考书《易学与佛教》王仲先2001   中国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