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